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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规模荔枝助销再添一码!京东物流开通“深圳-武汉-西安” 荔枝全货机航线众说纷纭之下,截至目前(mùqián)
文章作者(zuòzhě)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
6月8日,一篇文章引发(yǐnfā)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(guǎngfàn)关注,在公众(gōngzhòng)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发现的秦朝石刻,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
这篇《实证古代(gǔdài)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(yú)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。文章公布的石刻,位于青海省(qīnghǎishěng)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(běiàn),为一处露天玄武岩。
相比于实证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,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(zài)两千多年后被发现,此事本身便极具学术意义和文化(wénhuà)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,这一黄河源石刻是(shì)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(hái)现存于原址的刻石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。
然而,消息一经披露,质疑随之涌来,部分学者(xuézhě)和公众对石刻(shíkè)的真实性表示怀疑,但古文字学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(dōu)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
有学者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》表示,近两年,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多次专家(zhuānjiā)研讨会,包括考古、古文字(gǔwénzì)等多领域专家与会,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后形成的结论。
众说纷纭之下,截至目前,文章作者尚未公开(gōngkāi)作进一步解释。
黄河源石刻。来源: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
据发表的文章和图片,此处摩崖(móyá)石刻位于(wèiyú)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,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,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,下方(xiàfāng)有多处残损剥落。
作者辨认出37字(zì),分12行,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如下(□内为推测文字(wénzì),□为无法识读的字):
刻文大意为(wèi)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于(yú)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(黄河源头的(de)扎陵湖畔),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
这篇文字蕴含颇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及其所在(zài)地理位置,解决了国人千古(qiāngǔ)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(指地理位置)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(zhōngguó)后,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了文献记载(jìzǎi)的缺失。
文章(wénzhāng)表示,昆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,是(shì)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(xuéjiè)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,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,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(qūyù),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
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(yánjiūhuì)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对(duì)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除了有几个(jǐgè)残泐(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)的(de)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外,作者释字是基本可靠的。这件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(diǎnxíng)的秦篆文字,秦篆传世(chuánshì)和考古发现都很多,所以并不难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,汉代以后也(yě)可以袭用,时间跨度较大,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提供直接帮助。
该消息(xiāoxī)一经披露,引发考古(kǎogǔ)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学者关注,部分学者提出质疑,认为有造假嫌疑。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(jiàoshòu)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(de)真实性表示质疑,发布在影响力颇大的微信公众(gōngzhòng)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,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(huòxǔ)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>》,清楚全面地表述自己的看法。
北京语言(yǔyán)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质疑称,如果秦朝已经知道黄河源的(de)位置,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,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(dào)西汉反而不知道了?
也有公众提出疑问:秦朝西部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,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(guójìng)之外,秦使为何能够(nénggòu)前往?秦汉(qínhàn)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(liúqìngzhù)说,秦朝国境北部以长城、东部以大海为界,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(jìnxiēnián),西北地区发现的秦文化遗址,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
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,这块石刻的存在两年前已经为学界所知,这两年开过(guò)几次研讨会,仝涛邀请过他(tā),但他年岁已高,没有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多次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,也有古文字学者(zhě)去现场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,不是(búshì)作者自己拍脑门写(xiě)出来的。”他说。
实际上,摩崖石刻的(de)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(shīfàndàxué)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(hóu)光良。2023年,侯光良出版《昆仑(kūnlún)上下:青海的史前文化》一书,书中(shūzhōng)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,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,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”等关键文字。
侯光良近日在朋友圈对仝涛(duìtóngtāo)的文章作了回应,他称由于“皇字石刻(shíkè)”关系重大,自己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石刻为古代文物,不存在伪造,且该石刻是(shì)国家行为(xíngwéi),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代为元代(yuándài)或清代,很可能是1280年,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(yuányīn)在于,他将“己卯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,而仝涛(értóngtāo)和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
在回应《南方周末(nánfāngzhōumò)》时,侯光良承认(chéngrèn),当时做出“元代或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,还缺乏认识,后期还需要(xūyào)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自己正在三江源野外考察,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,不便多(duō)回应。
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线描图。来源:光明文化记忆
“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(yǒu)错”
值得关注的是石刻中“昆(kūn)陯”两字的特殊写法,这是一个重要(zhòngyào)的断代信号。
复旦大学特聘教授(jiàoshòu)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,“昆陯”是里耶秦(yéqín)简中的写法,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(zhè)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(bùtài)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(qiě)只此一例,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发现(fāxiàn)并巧妙地用于刻石,“(如果是造假)这学术素养也实在令人称奇”。
谈及对这方石刻的判断,刘钊认为,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(wénzì)(zì)时代特征(tèzhēng)明显,风格统一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例子(lìzi),如“皇”字上部(shàngbù)从“白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(yòucè)手臂下,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,“以”字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(chuāntòu)笔画,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,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,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
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的古文字学分析:“‘大夫’二字为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(héwén);昆仑(kūnlún)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,写作‘陯’,这些特征(tèzhēng)都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
刘钊认为(rènwéi),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(quánpiān)文字风格一致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(wānqū)的向上拱起状,在“皇”字、“里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(zuìxià)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(zuòwěi)的样板,且能保证结体(jiétǐ)不误,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
另一个(yígè)存疑的(de)焦点在于石刻文字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?质疑者认为,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。
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,即秦统一六国、建立(jiànlì)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撰文指出,根据其对(duì)《颛顼历》的研究,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(sānyuè)不存在己卯日,“石刻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,无论如何无法与(yǔ)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
故宫博物院(gùgōngbówùyuàn)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(xióngzhǎng)云的看法是:“铭刻真,不必怀疑。”他认为(wèi),部分释文可以再讨论。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,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(nián)”的几个字,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,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年”,或者为“卅(sà)六(或七)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,三月正有己卯。卅六年,始皇因荧惑(yínghuò)守心等事,已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,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,正合于其时(qíshí)心态。”他说。
赵平安认为,历法问题本身很复杂,即使(jíshǐ)历法不合,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中,这样(zhèyàng)的(de)例子已经有不少,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,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
黄河源石刻。来源:光明(guāngmíng)文化记忆
据历史记载,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,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(chūxún),分别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(láng)琊台,河北碣石,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,均属秦小篆(xiǎozhuàn)作品。刻石原物(yuánwù)几乎都已毁坏(huǐhuài)湮灭,仅存传世摹本和翻刻本。现存于世的,只有山东岱庙(dàimiào)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,均残断严重,文字漫漶。
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年间遗物,将(jiāng)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,且最为完整的一处。
“昆仑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:从文物本体(běntǐ)角度,该石刻是否为(wèi)秦朝文物,且与秦始皇有关历史有密切关联?从文本角度,石刻内容是否有望确证古文献中(zhōng)的“昆仑山”所在?
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,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大学科技考古(kǎogǔ)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(zhuānjiā)张明悟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角度。他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,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,从字口(cóngzìkǒu)、包浆以及(yǐjí)风化程度来看,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”特征,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
“仔细观察(zǐxìguānchá)可见,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,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。此外,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(duōcì)风化断裂,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,字迹(zìjì)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》说。
他表示(biǎoshì),关于刻字(kèzì)风化程度,许多人常以想象来(lái)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,然而,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(móyá)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,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,侯光良教授(jiàoshòu)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,我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
而从文本角度,对于“昆仑山(kūnlúnshān)”的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
仝涛在(zài)文中指出,秦代(qíndài)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.37公里,从石刻(shíkè)地点向西行60公里,正是今天“星宿海”的位置。而历史上,星宿海一直(yìzhí)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。故而,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,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”。
对于这个结论,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(zhǔrèn)刘钊谨慎(jǐnshèn)表示,依据刻石确证昆仑山位置,此事(cǐshì)为时尚早。“石刻的(de)性质应与今日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。至于铭文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,并未(bìngwèi)表明终点,也未表明是昆仑山,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
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(liúqìngzhù)认为,秦朝时认定(rèndìng)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(qūyù),有一定的道理,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,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
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(zhōngguó)秦文研究会(yánjiūhuì)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表示,仝涛的文章重点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,阐述它的价值,对发现过程并没有作详细交代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如何(rúhé)、风化情况(qíngkuàng)如何、文字是用(yòng)什么工具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,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了解(liǎojiě)。
“这么重要的发现,‘证真’‘做实’是头等必要(bìyào)的。”他说,“为了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,组织多学科专业(xuékēzhuānyè)团队,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(kèbùrónghuǎn)。”
据澎湃新闻报道,一位接近黄河源(yuán)发现团队的(de)人士介绍,这处(zhèchù)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(guò)一个(yígè)较为漫长、复杂(fùzá)的过程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,如字形字义、秦代历法、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,研究者都已进行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,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(wénxiàn)和考古出土材料,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,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
“我个人觉得,造这样一个(yígè)假对学者(xuézhě)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“我觉得仝涛应该心里有数,因为开了几次会(huì),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
关于该石刻(shíkè)的论证过程,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。
众说纷纭之下,截至目前(mùqián)
文章作者(zuòzhě)尚未公开作进一步解释
6月8日,一篇文章引发(yǐnfā)历史、考古、古文字等多个领域广泛(guǎngfàn)关注,在公众(gōngzhòng)中也引发轩然大波。文章公布了一处新发现的秦朝石刻,并指出该石刻解决了“昆仑山”地理位置的千古悬案。
这篇《实证古代(gǔdài)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——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“采药昆仑”石刻》发表于(yú)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仝涛。文章公布的石刻,位于青海省(qīnghǎishěng)玛多县海拔4300米的扎陵湖北岸(běiàn),为一处露天玄武岩。
相比于实证“昆仑”的地理位置,一处秦朝官方摩崖石刻在(zài)两千多年后被发现,此事本身便极具学术意义和文化(wénhuà)价值。如作者在文中所说,这一黄河源石刻是(shì)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留下的唯一一处还(hái)现存于原址的刻石,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,意义十分重大。
然而,消息一经披露,质疑随之涌来,部分学者(xuézhě)和公众对石刻(shíkè)的真实性表示怀疑,但古文字学界、考古学界等领域都(dōu)有学者初步判断该石刻为真实古迹。
有学者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》表示,近两年,围绕该石刻已经在青海召开多次专家(zhuānjiā)研讨会,包括考古、古文字(gǔwénzì)等多领域专家与会,这篇文章应该是基于多学科的研究后形成的结论。
众说纷纭之下,截至目前,文章作者尚未公开(gōngkāi)作进一步解释。
黄河源石刻。来源:光明文化(wénhuà)记忆
据发表的文章和图片,此处摩崖(móyá)石刻位于(wèiyú)扎陵湖北岸山坡半腰一处凸出的玄武岩基部。岩壁表面上方有轻微剥蚀,中部有一道斜直的裂痕,壁面磨蚀风化较为严重,下方(xiàfāng)有多处残损剥落。
作者辨认出37字(zì),分12行,每行2—5字。石刻释读如下(□内为推测文字(wénzì),□为无法识读的字):
刻文大意为(wèi):秦始皇廿六年,皇帝派遣五大夫翳率领一些方士,乘车前往昆仑山采摘长生不老药。他们于(yú)该年三月己卯日到达此地(黄河源头的(de)扎陵湖畔),再前行约一百五十里(到达此行的终点)。
这篇文字蕴含颇多历史信息。仝涛认为,石刻内容及其所在(zài)地理位置,解决了国人千古(qiāngǔ)争讼的关于“昆仑”“河源”的精确地望问题(指地理位置),记录了秦始皇在统一中国(zhōngguó)后,遣使向昆仑山寻觅仙药的历史事实,补全了文献记载(jìzǎi)的缺失。
文章(wénzhāng)表示,昆仑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但其具体位置在哪里,是(shì)千百年来一直困扰学界(xuéjiè)的谜题。扎陵湖之南便是巴颜喀拉山脉,因此石刻中提及的“昆仑”,当指巴颜喀拉山脉及其周边区域(qūyù),无疑就是大部分先秦文献中所指的“昆仑神山”。
石刻字体为秦小篆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秦文研究会(yánjiūhuì)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对(duì)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除了有几个(jǐgè)残泐(指金石铭文残损不全)的(de)文字可能有讨论空间外,作者释字是基本可靠的。这件“摩崖”使用的是典型(diǎnxíng)的秦篆文字,秦篆传世(chuánshì)和考古发现都很多,所以并不难认。这类篆文从战国到秦代都在使用,汉代以后也(yě)可以袭用,时间跨度较大,对“摩崖”准确断代不能提供直接帮助。
该消息(xiāoxī)一经披露,引发考古(kǎogǔ)、文物、历史、古文字等各领域学者关注,部分学者提出质疑,认为有造假嫌疑。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(jiàoshòu)辛德勇多次对该石刻的(de)真实性表示质疑,发布在影响力颇大的微信公众(gōngzhòng)号“辛德勇自述”中,但并未提出具体疑点。他称未来或许(huòxǔ)会写一本书《制造<昆仑山铭>》,清楚全面地表述自己的看法。
北京语言(yǔyán)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质疑称,如果秦朝已经知道黄河源的(de)位置,且此处已经被命名为昆仑山,为何这么重要的地理知识到(dào)西汉反而不知道了?
也有公众提出疑问:秦朝西部边境在甘肃临洮附近,此处石刻所在已经在秦朝国境(guójìng)之外,秦使为何能够(nénggòu)前往?秦汉(qínhàn)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(liúqìngzhù)说,秦朝国境北部以长城、东部以大海为界,西部和南部并没有明确的国境线。近些年(jìnxiēnián),西北地区发现的秦文化遗址,已经超出此前普遍认为的秦朝疆域范围。
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透露,这块石刻的存在两年前已经为学界所知,这两年开过(guò)几次研讨会,仝涛邀请过他(tā),但他年岁已高,没有前往高原参会。他们多次就这一石刻进行过讨论。“据我所知,也有古文字学者(zhě)去现场看过。这块石刻应该是经过了多学科的论证,不是(búshì)作者自己拍脑门写(xiě)出来的。”他说。
实际上,摩崖石刻的(de)首次发现者为青海师范大学(shīfàndàxué)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侯(hóu)光良。2023年,侯光良出版《昆仑(kūnlún)上下:青海的史前文化》一书,书中(shūzhōng)公布了该石刻的照片。青海师范大学科研团队于2020年7月在野外考察中发现了该石刻,侯光良在书中释读了石刻文字,但并未识读出“采药昆仑”“廿六年三月”等关键文字。
侯光良近日在朋友圈对仝涛(duìtóngtāo)的文章作了回应,他称由于“皇字石刻(shíkè)”关系重大,自己发现后没敢公开。他认为该石刻为古代文物,不存在伪造,且该石刻是(shì)国家行为(xíngwéi),并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。但是他倾向于认为石刻年代为元代(yuándài)或清代,很可能是1280年,与元代荣禄公都实作为招讨使前往河源的历史事件有关。原因(yuányīn)在于,他将“己卯”解读为“己卯年”,而仝涛(értóngtāo)和多位古文字学者都将“己卯”判断为廿六年三月的“己卯日”。
在回应《南方周末(nánfāngzhōumò)》时,侯光良承认(chéngrèn),当时做出“元代或清代”的推断“比较浅薄,还缺乏认识,后期还需要(xūyào)继续研究”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自己正在三江源野外考察,近期对石刻没有作进一步研究,不便多(duō)回应。
“昆仑石刻(shíkè)”线描图。来源:光明文化记忆
“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(yǒu)错”
值得关注的是石刻中“昆(kūn)陯”两字的特殊写法,这是一个重要(zhòngyào)的断代信号。
复旦大学特聘教授(jiàoshòu)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近期撰文称,“昆陯”是里耶秦(yéqín)简中的写法,其中有“琅邪献昆陯五杏药”的记载。这(zhè)说明“昆仑”可写作“昆陯”是秦时的用字习惯。里耶秦简的“昆仑”作“昆陯”是一个不太(bùtài)引人注意的通假,且(qiě)只此一例,他认为这个写法不太容易被造假者发现(fāxiàn)并巧妙地用于刻石,“(如果是造假)这学术素养也实在令人称奇”。
谈及对这方石刻的判断,刘钊认为,“昆仑石刻”的文字(wénzì)(zì)时代特征(tèzhēng)明显,风格统一,看不出什么破绽。他举了几个例子(lìzi),如“皇”字上部(shàngbù)从“白”,“大夫”合文符号位于人形右侧(yòucè)手臂下,“翳”字所从“医”字左旁竖笔出头,“以”字的写法,“己”字下部右曳,“年”字所从“禾”头左斜穿透(chuāntòu)笔画,“到”字所从“至”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,“此”字所从“匕”旁下延等,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书写特征。此谓时代特征明显。
仝涛在《光明日报》的文章中也作出了相似的古文字学分析:“‘大夫’二字为战国-秦文字中习见的合文(héwén);昆仑(kūnlún)之‘仑’字偏旁为阜旁,写作‘陯’,这些特征(tèzhēng)都是秦代刻石及简牍文字的典型特征。”
刘钊认为(rènwéi),所谓风格统一,是说全篇(quánpiān)文字风格一致,有些细微之处亦表现得非常到位。譬如有些横笔写成弯曲(wānqū)的向上拱起状,在“皇”字、“里”字所从“王”旁和“土”旁的最下(zuìxià)一笔和“廿”“六”“三”等字上都有体现。“设想如果是伪造,在没有相同范本的情况下,要在众多秦文字资料中凑齐这些字作为作伪(zuòwěi)的样板,且能保证结体(jiétǐ)不误,风格统一,恐怕连专业者都不易处理得如此完满。”
另一个(yígè)存疑的(de)焦点在于石刻文字中的时间问题。“廿六年三月己卯日”具体对应何时?质疑者认为,这个年代可能露出了破绽。
秦始皇廿六年为公元前221年,即秦统一六国、建立(jiànlì)秦朝那一年。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院长曲安京撰文指出,根据其对(duì)《颛顼历》的研究,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(sānyuè)不存在己卯日,“石刻上记录的‘廿囗年三月己卯’,无论如何无法与(yǔ)《颛顼历》吻合”。
故宫博物院(gùgōngbówùyuàn)器物部金石组副研究馆员熊长(xióngzhǎng)云的看法是:“铭刻真,不必怀疑。”他认为(wèi),部分释文可以再讨论。由于石刻文字本身的残损漫漶,仝涛识读为“廿六年(nián)”的几个字,并非无可争议。熊长云认为,“廿六年”或许为“廿七年”,或者为“卅(sà)六(或七)年”。“始皇卅七年,三月正有己卯。卅六年,始皇因荧惑(yínghuò)守心等事,已预感时日无多。若是卅七年,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,正合于其时(qíshí)心态。”他说。
赵平安认为,历法问题本身很复杂,即使(jíshǐ)历法不合,也不能直接认定文物为伪。在秦汉简帛中,这样(zhèyàng)的(de)例子已经有不少,没有人怀疑新出简帛的真实性。“道理很简单,真实的文物中也会有错。”
黄河源石刻。来源:光明(guāngmíng)文化记忆
据历史记载,自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1年,秦始皇共有七次出巡(chūxún),分别在山东峄山、泰山、芝罘、东观、琅(láng)琊台,河北碣石,浙江会稽立下七大刻石。七大刻石传为丞相李斯撰文并书丹,均属秦小篆(xiǎozhuàn)作品。刻石原物(yuánwù)几乎都已毁坏(huǐhuài)湮灭,仅存传世摹本和翻刻本。现存于世的,只有山东岱庙(dàimiào)的泰山刻石残块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琅琊台刻石残块,均残断严重,文字漫漶。
若“昆仑石刻”确为秦始皇(qínshǐhuáng)年间遗物,将(jiāng)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,且最为完整的一处。
“昆仑石刻”指向两个重要问题:从文物本体(běntǐ)角度,该石刻是否为(wèi)秦朝文物,且与秦始皇有关历史有密切关联?从文本角度,石刻内容是否有望确证古文献中(zhōng)的“昆仑山”所在?
从石刻文物本体角度来看,中国科学院(zhōngguókēxuéyuàn)大学科技考古(kǎogǔ)专业副教授、石刻研究专家(zhuānjiā)张明悟提出了自己的观察角度。他看过“昆仑石刻”高清照片后,综合多年野外考察碑刻经验认为,从字口(cóngzìkǒu)、包浆以及(yǐjí)风化程度来看,该刻石完全符合鉴定界所称的“开门老”特征,“绝无今人仿造的可能”。
“仔细观察(zǐxìguānchá)可见,字口与壁面已自然融为一体,并长覆了一层高原地衣。此外,刻字之后岩面又出现了多次(duōcì)风化断裂,这些裂隙的形成均晚于刻字时间。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,字迹(zìjì)形成年代非常古老。”张明悟对《中国(zhōngguó)新闻周刊》说。
他表示(biǎoshì),关于刻字(kèzì)风化程度,许多人常以想象来(lái)推测秦代刻字的状况,然而,若参考全国各地的汉代摩崖(móyá)石刻以及巴基斯坦洪札河谷的北魏刻字,会发现很多字迹至今仍非常清晰。“关于黄河源刻石的年代,侯光良教授(jiàoshòu)提出的元、清说可能性很小。综合各方面特征,我基本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秦代刻石。”
而从文本角度,对于“昆仑山(kūnlúnshān)”的确证或许尚需进一步论证。
仝涛在(zài)文中指出,秦代(qíndài)一百五十里约等于今天62.37公里,从石刻(shíkè)地点向西行60公里,正是今天“星宿海”的位置。而历史上,星宿海一直(yìzhí)被认为是黄河源头所在。故而,“可见远在先秦时期已经认定黄河河源为星宿海,其周邻山脉为昆仑山”。
对于这个结论,复旦大学特聘教授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(zhǔrèn)刘钊谨慎(jǐnshèn)表示,依据刻石确证昆仑山位置,此事(cǐshì)为时尚早。“石刻的(de)性质应与今日‘到此一游’的刻画相近。至于铭文中的‘一百五十里’,并未(bìngwèi)表明终点,也未表明是昆仑山,也很有可能指的是下一个休息地。”
秦汉考古学者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(liúqìngzhù)认为,秦朝时认定(rèndìng)昆仑山在黄河源区域(qūyù),有一定的道理,昆仑山在黄河一脉有其合理性。“但是昆仑的具体问题,还需要进一步研究。”他说。
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、中国(zhōngguó)秦文研究会(yánjiūhuì)会长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秘书长赵平安表示,仝涛的文章重点是介绍“摩崖”的位置,阐述它的价值,对发现过程并没有作详细交代。这件“摩崖”是一直露天的还是后来暴露的、“玄武岩”成分如何(rúhé)、风化情况(qíngkuàng)如何、文字是用(yòng)什么工具契刻的、“摩崖”周边发现过什么时代的文物、到这里的古道情形如何等等,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了解(liǎojiě)。
“这么重要的发现,‘证真’‘做实’是头等必要(bìyào)的。”他说,“为了给社会一个准确的判断,组织多学科专业(xuékēzhuānyè)团队,现场考察鉴定已刻不容缓(kèbùrónghuǎn)。”
据澎湃新闻报道,一位接近黄河源(yuán)发现团队的(de)人士介绍,这处(zhèchù)石刻的发现和论证经历过(guò)一个(yígè)较为漫长、复杂(fùzá)的过程。对于该石刻的相关问题,如字形字义、秦代历法、经行路线以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,研究者都已进行过“穷尽式”的搜索和论证。相关专家通过现场逐字摄影、拓片、临摹、三维建模等系统性的工作,查阅和比对大量文献(wénxiàn)和考古出土材料,并请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,才形成最终的认识和结论。
“我个人觉得,造这样一个(yígè)假对学者(xuézhě)没多大用处。”刘庆柱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表示,“我觉得仝涛应该心里有数,因为开了几次会(huì),大家意见基本一致。”
关于该石刻(shíkè)的论证过程,仝涛及团队成员尚未进一步公开解释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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